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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在一起，带动了中国的创业潮。
另一个红利是“人口红利”，它甚至会孕育出“中国服务”大潮的奇观。
口述|季琦 华住酒店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我在10年间，创立了3家市值超过100亿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许多媒体称呼我为 “创业教父”。
这个名称我担当不起，诚惶诚恐，经常调侃自己是“运气好”。
但是，我的奇遇确实并非简单的偶然和单纯的运气，当今的中国，实在适逢创业的大好良机。
我在10年内做了3家上市公司，也是中国创业机会多多的一个佐证。
我们就像走进了一个遍地是黄金的矿区，身边随时随地都是金块，你只要去捡，俯身就是满怀的财富。
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有机会，有能力的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创业浪潮中。
否则，当你老了儿孙问你的时候，你会因为悔恨而抱憾终生。
80后、90后崛起：他们更爱消费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使用苹果手机的人群中，80、90后占到78%。
刚开始还不太相信，回来看看华住的数据，大吃一惊：华住旗下酒店客人80后、90后客户比例，也已经接近70%。
我刚刚进入酒店连锁业的时候，实际上是以我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来考虑产品设计的。
典型的客户原型是：三十几岁，男性，平头，大学学历，新秀丽旅行箱，商务休闲装，Tumi登山包，带IBM的笔记本电脑，商务旅行。
酒店装修的风格、定价、免费互联网、大堂免费电脑、免费打印复印等服务，都是根据这样的客户原型设计的。
十几年过去了，当初留着小平头的IT男已经步入中年，再作为经济型酒店的典型客户就不合适了。
在汉庭大堂里坐一会儿，你会发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多。
而且许多人看上去并非出差，可能是出来旅游，也可能是和女友浪漫幽会，或者是打了一个晚上的游戏，早上到酒店来洗澡休息......这些以80、90后为主体的消费者，出行的多样性增加，消费的冲动性增加，审美兴趣、价值取向也随之变化。
80、90后人群跟60、70后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愿意消费;虽然大部分人收入不高，但是对生活的要求较高，他们不会过苦逼的生活;他们更加自我，爱好自由;心态更加开放积极，更加彰显个性……他们是一群不太一样的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谈虎色变”，这群新生代也是人，不是来自“星星”的客人。
他们同样渴望被爱、被认可;同样是饮食男女;同样喜欢价廉物美的东西。
不管是我们那个年代的60、70后，还是现在充当消费主体的80、90后，甚至未来的2000年后，人性是相通的。
紧紧围绕人性本质里的东西做文章，就不会有偏差。
“制度红利”与“全球化红利”推动创业潮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
100年前的中国，主旋律是推翻皇权、共和、革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旋律是战争;而我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游行、口号、大字报、揪出走资派。
那时候如果有人说要创业，是天方夜谭。
做点小生意，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割掉的。
改革开放后，大家才从革命的浪潮中，开始关注民生，关注经济。
跟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各项生产要素都被长期限制和束缚，中国的产品、商品、服务提供者几乎是空白。
就像在一片原始的土地上开垦，资源丰富;就像在一片裸露的矿场上采矿，遍地都是黄金。
稍微敏锐一点的人就能找到创业机会;稍微勤奋一点的就可以做得不错。
创业成功的概率很大。
这就是人们经常讲到的“制度红利”。
创业潮的另一个推手是“全球化红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冷战思维的改变，世界经济正处在走出国家、走出地缘的全球化进程中。
技术、人才、资金、品牌等关键生产要素，都不再局限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向发展快的、机会多的、利润高的地方流动。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无疑可以媲美早期的美国，成为人才、资金汇聚的新热点。
我创立的三个上市公司，都是靠国际资本来完成初始投资的。
IDG、鼎辉、成为等VC、PE与天使投资人的资金来自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在内的股东都是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选择上市也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欧洲的基金，当然也包括香港、大陆的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不仅可以非常方便地吸引到国际资本，人才的流动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初期，包括我在内的大学毕业生去美国留学是终极梦想。
如果能在美国留下工作，拿到绿卡，更像是留在天堂一样。
可现如今许多有抱负的留学生回到中国来就业、创业。
比如我们的创业伙伴梁建章、沈南鹏，都是留学美国，然后放弃了薪酬丰厚的跨国企业工作，回到中国来创业发展。
“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在一起，带动了中国的创业潮。
创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另一个红利是“人口红利”。
它不仅滋养出“中国制造”的盛况，而且会孕育出“中国服务”的奇观。
中国曾经借助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就了世界上“中国制造”的奇迹。
神州大地到处是工业园，到处在开工厂、招商引资;从非洲酋长身上的衣服到美国圣诞节儿童的玩具，从欧洲游艇到苹果商店里畅销的iPhone，无一不是“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确实解决了许多城镇和农村人口的就业，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给国家带来了大量外汇储备;在土地财政之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也是靠制造业。
但是，制造业可以造就少数富裕的企业主，流水线上的众多工人收入仍然不高，无法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准;凭借廉价劳动力、低廉土地、税收优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难以维续;同时，粗犷的发展模式给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困扰许多城市的雾霾就是恶果之一。
因此，随着“中国制造”将广大中国人民从“温饱”带向“小康”，服务业的巨大空间显现出来。
目前城市化人口超过3亿，跟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
未来中国城市化讲达到50%以上，城市人口将会超过6亿。
这些人口基数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大国。
这群人的消费将会带动世界上最大的服务业产业链。
这就是我早在2008年提出来的“中国服务”概念。
“中国服务”的从业主体将会更加多元：有酒店服务员，也有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律师;有开网店、开餐馆的小企业主，也会有创业公司CEO和投资人。
“中国服务”将会带来多层次的充分就业，也会给社会各阶层带来相应的收入，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壮大。
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对于能源、土地等资源性生产要素消耗不大，可以缓解制造业对环境的影响，会极大程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中国制造”实际上是贫穷的中国人民为全世界制造廉价产品，而“中国服务”恰恰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不管是国营的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还是外资的百胜集团，包括民营的腾讯、阿里巴巴，都已经跻身世界级的企业行列。
他们无不是靠中国庞大的消费人群滋养和成就。
在庞大的人口带动下，中国将会形成巨大的内需市场。
而这个市场，将会滋养众多创业公司，其中将会出现众多的服务业巨无霸企业。
因此，中国创业的机会更多是在服务业。
“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一个低增长、缓增长的拐点，未来在服务业有更多机会、更多空间，而且服务业的企业有机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世界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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