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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方院长佩德罗·雷诺教授，会见中雷诺教授向习总书记建议中国应通过创新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并且希望中国优先考虑这一问题。
确实如雷诺教授而言，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社会福利问题，而且也必须通过创新来解决福利问题。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
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
因此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
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调节社会贫富的政策主张。
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主张遭到了很多贵族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是否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帕累托，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才是最优的。
通俗的讲，就是如果要增进穷人福利的同时，绝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
帕累托这一难题震慑住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后来福利经济学变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进行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问题上，但事实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又要补偿他们，从根本上是矛盾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对巴菲特进行征税的同时又对巴菲特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定理横空出世后，其实福利经济学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至今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建设从来就是两码事，后者主要源于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保障型国家和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没受到福利经济学的任何影响，美国进行伟大社会建设也是如此，此后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了，但是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狂飙突进。
但福利社会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进展，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国人在进行大量奢靡浪费的同时却吝啬于拿出一部资金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他这些批判也确实说到了美国人的痛处，也激起了强大的社会共鸣，随后美国变开始了以消灭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建设，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演讲稿也是请加尔布雷斯帮忙起草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保守主义的年代，欧美进入了削减福利的年代，而九十年代则是反思的年代，九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思想，他认为福利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要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对待失业，不仅要提供失业补助，更要对失业者进行培训，吉登斯这一崭新思想立马得到了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一波领导人的赞同，并付诸实现。
而在中国，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2006年经济学家郎咸平提初“让不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贫困”，在当时也掀起一股旋风，郎咸平这一对帕累托定理的反向运用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对“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击。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也是保守主义的十年，减税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义”其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则主张通过国家的机制设计让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
而笔者在2011年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概念，也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从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角度来改善民众的福利，是一种着眼于在不同消费方式之间进行平衡的分配方案。
比如笔者将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种，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性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这样也就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遭遇的伦理困境，笔者这一理论也日益得到有识之士人的认可。
而笔者新福利社会所主张的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也有承接关系，吉登斯主张通过人才增强民众的抗风险能力，而笔者则主张通过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来降低社会风险，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应的社会风险也自然就降低了。
总之，福利社会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创新这一模式才是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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